闻名古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书法家王贵忱先生生前虽未曾在中山大学读书或任教，但与历代中大学者多有来往，并保存很多书札函件，记载了一批出色学人之间的深挚往来。

  在中大百年校庆将临之际，贵老之长孙王浩之特选其间部分信札，编为《安康来鸿》一书，拟于年内排印。蒙作者首肯，羊城晚报在此刊发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伟武为此书所作的序文，回忆文墨书香中的学情面志、岭南风姿，以飨读者。

  贵老哲嗣王大文先生偕其哲嗣浩之君，枉驾中山大学安康园寒斋，坚邀我为《安康来鸿》一书撰序，数辞难免，只好从命。此书由浩之编成，将交中山大学出书社出书。

  王贵忱先生（1928—2022），号可居，平常咱们敬称为“贵老”。贵老是闻名古文献学家、古钱币学家、金石学家、历史学家、文物鉴藏家和书法家，辽宁铁岭人，十七岁参与八路军，二十一岁随我国公民第四野战军南下，后转业到当地作业，建国初期任粤东交通银行司理、汕头区域建设银行首任行长。1957年受批评，次年错划为“”，1979年。曾先后担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当地志编委会副主任兼办公室负责人。不管在窘境中仍是在顺境中，贵老都对我国民间传统文明情有独钟，矢志不移，长时刻从事古代文献、文物的保藏、收拾和研讨作业，著述等身，影响深广。陈永正先生曾撰文说到：“我对王先生的榜首印象是，他对老一辈学者那种敬重以及他研讨学识的执着。……多年来，我对他老人家，心里充满着敬仰。榜首，是他的自学精力。几十年的坚持，自强不息，这是非常可贵的。其次，对老辈很谦恭，对晚辈也虚怀若谷。……王先生可以说是今世一个真实的传统文人。……他是钱币学家，是藏书家，学识当然很好，而别的方面也有很深的造就。”

  贵老与学术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交游甚广，交游的目标有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史家、文献学家、文物鉴藏家、书法家、篆刻家等等。由贵老嫡长孙浩之集编的《来鸿》收录了中大学人及中大校友致贵老书札凡170余通，作者依年齿为序，每位作者均有简介，同一作者有多件书札，大致按时刻先后编录。先列书简原件及信封相片，再录释文。书简时刻跨度大体为20世纪70时代中期至新世纪初期，真可说是玉灿珠辉、琳琅满目，犹如大时代滔滔激流中的一股浪花，在阳光下映照出斑驳耀眼的光荣。历史学家朱杰勤先生两次引证龚自珍的诗来称誉贵老的文章：“小小源流，动成掌故。”我移用来赞颂《来鸿》所录的长辈书简，似亦颇妥适。《来鸿》细目如次（作者并括注信札数量）：

  容庚（11），吴三立（47），商承祚（33），周连宽（1），王起（4），潘汝瑶（2），黄文宽（5），陈芦荻（3），朱杰勤（5），饶宗颐（1），关履权（4），吴宏聪（3），马国权（33），蔡鸿生（5），黄天骥（1），叶显恩（2），黄启臣（2），姜伯勤（1），张荣芳（2），陈永正（3），林雅杰（1），刘斯奋（2）。

  信件的作者和受书人都是学界名人和社会贤达之士，以中大人文学者居多，有一些作者后来虽不在中大作业，但早年或在中大执教，如吴三立、黄文宽、朱杰勤、饶宗颐、关履权、马国权等；或许从前在中大肄业，如陈芦荻、刘斯奋等，都与中大有夙缘。

  其实，早年的中大也不在珠江南岸的安康村，先是在今之文德路、文明路一带，抗战时期从前播迁云南澄江和韶关坪石，抗战后回迁广州，择址五山。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中大才迁到岭南大学地点的安康村。书名《安康来鸿》的“安康”仅仅一个文明符号，仅仅一种标志，仅仅一种寄予，是贵老与中大学人浓情高谊的最好见证。

  贵老曾在文章中称为“师”者，有容庚、于省吾、商承祚、周叔弢、潘景郑等先生。贵老并未行拜师礼，并无严厉意义上的师承联系，最多只可算是私淑弟子，而于诸位学术先达执弟子礼甚殷，爱情笃密。

  《来鸿》所录容老第9函具体的介绍栾书缶的形制、释文及来历，对栾书的史迹也有精要的陈说。当年容老节衣缩食，花费一万五千大洋的巨资从倪玉书手上买到了栾书缶，这件器形制共同，精美绝伦，有40个错金铭文，容老颇引认为豪，在1944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访倪玉书，购得金字缶，价万五千元，在余可谓豪举，然此缶错金字四十，古今并未有，一旦得之，亦足傲全部矣。”一度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晋缶庐”，请书法篆刻家陶北溟书写斋名（纸本原件现藏东莞美术馆）。

  建国后容老把栾书缶捐赠给广州市博物馆，后来调拨到北京历史博物馆，也便是现在的我国国家博物馆。容老为国藏宝护宝，栾书缶可说是一个最典型的比如。从20世纪90时代开端，区燕、黄锡全、刘彬徽、李学勤、林清源等先生对栾书缶的定名、形制、铭文、国别和时代先后打开深化研讨，现在大体认为此器是战国时代的楚国铜器。

  《来鸿》所录蔡鸿生先生第1函说：“先生南下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爱岭南如爱铁岭，为我省文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钱币之学，卓著成家，早已蜚声海内外。尤可贵者，甘于孤寂，坐定冷板凳，专心求真而不求名。似此学风，大可医俗，令人肃然起敬。”第2函说：“先生用序、跋的古典方式，宣布自己的学术见地，非常精粹。钱币、目录、版别之学，与宏扬中华文明大有联系，尊著已臻立言永存之域，当尔后时，自有公论。”第5函说：“兹有一事叩问：晚清广州有关洋银的刻本，如同治十三年的《新增银论》、光绪七年的《银论精详》，不知道贵寓有无保藏？又，廖廷相的《广雅答问》，我也只知其名，未见其书。敬请先生略示信息。”从以上节录的几段话可知，蔡先生对贵老的治学风格和多方面学术成果推崇备至，也有就相关研讨材料向贵老请益求助。

  从这批书札可看到许多学界名人的交游酬酢。例如，语言学家吴三立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研讨所国学门，师从马衡、沈兼士、钱玄同，与钱氏联系特别亲近，书规律得到沈尹默先生指授；在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经学和文学上均有精深造就，后留校任教。1935年前后在中山大学教学过“文字学”“甲骨铜器文字研讨”等课程。

  《来鸿》收入吴三立先生书简47通，内容非常丰厚。吴先生信札论草书的学习和发明（第25函）、论古汉语复词偏义（第30函），都有线函叙述与其业师钱玄同、同门魏建功的联系，也是可贵的学术史材料。从信中可知，魏氏将乃师钱玄同书作慨然赠与吴先生。容老从前描摹明代画家沈周（石田）名画《苕溪碧浪图》，请诗人、中山大学陈寂教授题跋，吴先生书第10函即录有陈寂先生题画的这首杂体诗。吴先生兼擅文学研讨及发明，书札中多录有自己的诗作。吴先生与贵老通讯，视为知己，畅所欲言，说了许多私房线函甚至在信末叮咛“阅后付丙”，若非贵老“不听话”，此信早已化作青烟，今天咱们也就无从得知吴先生这些悄悄话了。

  在特别的年月，行伍出身的贵老与学界艺苑的许多老先生成了忘年交。容老谨慎，商老诙谐，在给贵老的书札称谓上也暴露无遗。容老刚开端与贵老通讯，贵老属晚辈，容老谦让，称为“贵忱先生”，后来熟了，称“贵忱兄”。初次通问，估量贵老当是称号容老为“希白师”，容老在此书榜首函（落款只要“一日”，未著年月，信封印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常宝剧照，邮票是1970年发行的捍卫珍宝岛雪地作战画面）写道：“贵忱先生：惠书备悉，敬称殊不敢当。”学术界对师徒联系的确定颇多考究，不能随意认教师，也不能随意认学生，所以容老才会有此反响。顺带一提，陈寅恪先生年长于容老，成名亦早于容老，却在两封信中称容老为“希白吾师先生”“希白先生吾师”，不知有何缘由，我曾讨教多位师长皆不明所以，祈识者有以教我。

  商老第12函记载自己题张大千画雁荡山之跋稿：“大千写雁荡，青绿纷华，笔势豪放横溢，可谓宏构。其纪游诸人，皆为余相知。一九年夏，以重金得于首都，籍是故也。贵忱王同志见而爱之，几不忍释手，其好过我，遂慨然以之相赠。数日后，携其所藏空首布四十七枚相报，殆《诗》所谓‘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认为好也’者邪？不可以无纪。一九六五年秋九。商ΔΔ（编者注：原文如此）为补记如是。”由此足见商老、贵老情谊之深。

  《来鸿》收入商老书简33通，数量仅次于吴三立先生。第12函说：“……送于《衡斋识小录》我未检出，安文引证到此书有郢爰，而这书，如同在前您借过，摹下了郢爰文字，请查。”商老对贵老的称谓多姿多彩，竟达十数种之多：“贵忱兄”“贵忱弟”“贵忱老弟”“贵忱同志”“贵忱”“贵枕博士”“贵枕兄”“贵枕”“枕兄”“快手三贵枕兄”“枕弟”“贵枕老弟”“枕馆长老爷尊下”“贵枕王老爷”“贵枕副馆长大人老爷”“贵枕馆长大老爷尊下”。若非联系密切反常，决然不会这般称号，由此也可见商老的谐趣。

  商老是闻名古文字学家和书法家，平常对写错别字疾恶如仇，在信中却成心把“忱”字写成形音俱近的“枕”字。第21函说：“一贯您以‘快手三’著称，但是现在慢了，何也？岂真‘老爷’乎哉！此言何所指，不须我说。”肯定是贵老替商老就事慢了，商老才如此责怪。贵老早岁失学，长而投身行伍，自学成才，从未听说有博士学位。原因是他饱学多才，治学规划宽广，商老才戏称他为“贵枕博士”。

  庄则不亲，近则狎。笔者与贵老熟了之后，偶然也敢同贵老恶作剧。贵老从前慨叹生不逢辰，在咱们潮汕老家跌了一跤。我说：“潮汕公民也没亏负你，让你赚了一个好老婆。”

  贵老夫人姓史名楚，广东潮阳人。许礼平先生曾说过：“贵老太太史楚，与贵老同庚，是我的乡里。史楚大姐在贵老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不离不弃，与老公共度时艰，刚强地支撑起整个家，以敢言称，让人敬服。”

  商老曾发明了一个祝颂词“楚安”，第16函写于1980年4月28日，结束“敬候楚安”，并在落款之后又补上一行作了简释：“楚安者，‘夏楚’之安也。一笑。”大概是贵老没有领谈判老的诙谐而回信辨正，故商老在5月1日的第17函说：“你们贤配偶的名姓，我早已载入花名册，哪里不晓得长于使楚的史大姐呢？前书如作‘史（使）用夏楚’则不至发生来书反对矣。一笑。”第32函（1984年10月6日）又说：“贵忱老弟：您日夜的笔耕，大腹便便，走起来一摇三摆，更神气了。可贺！……史楚见了，不会使楚罢吧？一笑。”

  “夏楚”语见《礼记·学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郑玄注：“夏，槄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挞犯礼者。”“夏”和“楚”是用来惩戒学童的木棍和荆条。商老成心把“史楚”读为“使楚”，并不是晏子使楚的意思，而是用荆条施罚的意思。在商老笔下似为家暴的代名词。后来屡次在信末称“楚安”，问好贵老，又似问好贵老夫人，语颇诙谐。

  贵老古貌古心，乐于助人，从友朋书札可知多有托贵老代为查书借书、复印材料之事。如吴三立、商承祚、朱杰勤、王起、潘汝瑶、马国权、蔡鸿生等先生。甚至有请托为子女亲属找作业的，有请托评职称写论文审理定见的，还有请托买火车票的。

  20世纪80时代初，咱们国家现代化建设方兴未已，交通运输能力远不现在天兴旺，购买火车票有时也是一件难事。吴宏聪教授当时任中大中文系主任，还要为购票之事求助于贵老，吴先生第2函说：“……于省吾老与胡厚宣、管燮初、朱德熙、张颔等同志月初应邀赴港参与中文大学举行的世界古文字学讨论会，现连续经穗返京。管、朱等同志已乘机离穗，于老、李学勤、赵诚等三位尚住在敝校外宾招待所（于老住二楼21号房）。咱们已代购了本月十五日车票，但伴随于老来穗的吴振武同志车票迄无着落，素仰大驾分缘好，方法多，特介绍吴振武同志前来访问，拟请尽量设法代购十五日赴京（48次车）硬卧车票一张。否则，于老年事已高（八十七岁），车上无人照顾，许多不便也。有劳，谢谢。”落款时刻是“八三年九月十四日”。

  贵老与中大古文字研讨所的三代学人都有亲近联系。从《来鸿》所录的容老、商老、马国权先生、陈永正先生的书札就可见一斑。贵老曾与商老、谭棣华先生协作撰写《先秦钱银文编》，1983年由书目文献出书社出书，编纂出书进程在《来鸿》所录商老书简中也有所反映。贵老还写了《栾书缶铭砚——广东名砚考之三》和《天福五年砚铭小识——广东名砚考之四》两篇文章，别离介绍了容老收藏的一方名砚和商老收藏的一方名砚。容老去世一周年时，贵老还宣布了《略谈容庚先生在书法艺术上的成果》一文以表思念之情。以上三篇文章后来都收入《可居丛稿》（广东公民出书社，2011年）。张桂光先生原是容、商二老的研讨生，在古文字学和书法上都卓有成果，贵老曾为《张桂光自书诗文集》写了序文，题为《人正字正，人实功实》（岭南美术出书社，2013年）。

  1979年11月30日至12月6日，我国古文字研讨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由中山大学主办，在广州举行。这是历届年会中到会老先生最多的一次，如容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顾铁符、孙常叙、胡厚宣、张政烺、启功、周祖谟、沈之瑜、饶宗颐……都与会。贵老虽年过半百，还不算老先生，也参与了此次会议。当时贵老历经苦难之后刚摘帽，又黑又瘦，身穿一身整齐的旧戎衣，络绎于众位莅会的老先生之间，倒茶问寒问暖，谦恭有礼，颇引人瞩目。容、商二老的多位研讨生忙着会务作业，有人在探问贵老的身份，有人暗里嘀咕：“也不知这位朋友的一身旧戎衣是从哪借来的？”

  2002年8月，中大古文字研讨所主办留念商承祚先生百年诞辰暨我国古文字学世界学术研讨会，贵老应邀出席会前留念商老的小型座谈会。后来大会移师番禺莲花山，贵老因故未再参与。会后，贵老约见林雅杰先生和我，忘我供给南越陶文的拓片和相关研讨材料，让咱们协作编成《南越陶文录》一书，此书于2004年由天津公民美术出书社出书。在编写进程中，贵老给咱们作了许多可贵的辅导。

  贵老也是闻名书法家，书学钱玄同先生的唐人写经体，畅通领悟百家，自成面貌；举行过书法展，有《可居闲墨》《王贵忱书法集》行世。我从前求过墨宝，贵老为我写了一副对联：“诗写梅花月，茶烹谷雨春。”贵老的《可居题跋三集》一书由唐云先生题签，书编成时唐先生已作古，贵老在跋文中说道：“展示书签如见故人，不堪人琴之感！”我曾请大文先生求贵老为我的一本教材题签：《出土文献学概论》，此书也不知何年何月才干完结，书签是贵老生病书写的，现在贵老已仙逝了，睹物思人，真的愧对贵老在天之灵了。

  我读博的导师是曾宪通先生。我曾伴随贵老看望曾师，贵老知曾师故土即为潮州，特意选用一张潮州古城砖的拓片加上题跋，携赠。我也从前随曾师伴随饶宗颐先生到坐落文明路的贵老府问。最近曾师怅然为《来鸿》题端，也是对贵老的礼赞。

  《来鸿》所录信件主体为硬笔书写，包含钢笔和圆珠笔，少数为毛翰墨书如吴三立、黄文宽、陈芦荻、饶宗颐、马国权、陈永正等先生的书简。在特别的布景下，硬笔书法如同更具现代精力，毛翰墨书如同成了保存陈腐的标志，难怪许多闻名书法家都弃毛笔不必而用钢笔或圆珠笔。不过，古人说：“文，心画也。”字为心声，不管硬笔仍是墨书，这么多学者的手泽都是他们精力世界的反映，他们美丽的书法足以让晚学晚辈师法仿效，如商老的每一书简，都可当作硬笔书法的范本。

  贵忱先生（左）又（右）：惠示拜悉。献岁发春，伏想清和康胜。属（嘱）书三纸，仓促挥就，乞正为幸。宗颐再拜。

  贵老尊鉴：蒙赐大著《可居题跋》，奉诵数过，获益良多。宏扬我国民间传统文明，董理古籍为必急之务。公于版别、泉货之学独步今时。大著精深详尽，嘉惠士林匪浅，亦我辈所当奉为圭臬者也。

  饶札造语渊雅，翰飞墨舞，云烟满纸；陈札措辞典正，濡毫铺彩，古雅苍秀。如此著作，精妙无比，均可视为简书艺术的模范。因而，《来鸿》在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之外，又兼具书法艺术的价值。

  贵老是一位有心人，从年青的时分就与许多硕学耆宿过从甚密，在火红的时代并未对这些被视为“牛鬼蛇神”的老先生退避三舍，而是礼遇有加，书简往还，更未将收到的书札付诸一炬，而是将原件分人分类收拾，一向庋藏存下来。从前线装自印成册者，有《李可染先生书简》《周叔弢先生书简》《于省吾先生书简》《潘景郑先生书简》《李一氓先生书简》《刘逸生先生书简》《周一良先生书简》《汪宗衍先生书简》等，保存文献，功大矣哉。

  浩之君承继优秀家风，消耗心力，将中大学人及校友写给贵老的宝贵书札结集董理，拟予梓行，为中大百年校庆献礼，可谓善举，可钦可赞。贵老从前与中大古文字研讨所的三代学人有情谊，我与王家祖孙三代也有交游，可谓善缘。浩之君以汉印风格为我刻了一方姓名章，我一向很喜欢。

  （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人文学部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图片由王贵忱先生家族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