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爱槐树，命令官吏派人严加关照，下达法则，如有犯槐树者，处刑，假如将槐树弄伤，罪当处死。有人不知此令，酒醉后在槐树旁吐逆，“得罪”槐树被抓。

  宰相晏子为此事劝谏景公，以为此人不知道法则，是无辜的，“刑杀不辜谓之贼”，是国之大忌。景公承受晏子的定见，将此人开释，并废弃伤槐之法。

  伤槐一事触及刑法上的知道过错，行为人在施行某行为，并不知行为构成违法，在晏子看来，就不能治罪，这其实也是“不知者无罪”观念的另一种表现。但是，古罗马却有一句陈旧的法谚“任何人不能以不知法而免责”。

  传统的刑法理论大多采纳古罗马态度，不知法、不免责。其理由在于：首要，公民有知法遵法的职责，既然是一种职责，不知法自身便是不对，没有尽到一个公民应有的职责，岂能豁免其责？

  其次，假如答应这种免责理由的存在，任何人违法，都可能以不知法来狡赖，法盲违法层出不穷，会给司法机关确定违法带来极大困难。

  上述证明有很强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颜色，更开门见山地道出个华夏委的是美国官霍姆斯：不知法不免责，是为保护公共政策，因此能献身个别利益。尽管有些违法人确实不知自己冒犯法则，但假如答应这种免责理由，那将鼓舞人们对法则的无视，而不是对法则的尊重和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