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临边临界，地理景观丰富多样，战略意义重要，孕育了宝贵的文明。早在上古时期，阿富汗所处的地域慢慢的开始参与青金石的跨区域贸易，而在“丝绸之路”兴盛时期，阿富汗位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全面参与了亚欧地区的贸易，呈现繁荣景象。生活在城市及周边区域的人们的生计和对国家的认同都受到了城市贸易体系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固化了人们对城市的认同。阿富汗民族国家是在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城市贸易功能相对下降而战略意义有所上升的时期形成的。进入重建阶段，为重建提供所需的物质基础既是阿富汗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内容，出现在阿富汗的铁路、公路、航运、天然气管道、藏红花产业等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古老的丝绸之路已经演进为“铁—气新丝路”。一个紧密连接周边区域的运输和贸易网络初步形成，城市化不断加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与功能逐渐体现，阿富汗人的生计随国家经济参与到全球一体化供应链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阿富汗人对于国家的认同有所加强，但是割据与毒品经济的存在又对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给国家治理和“一带一路”建设带来新的挑战，城市地理景观变迁也给战后阿富汗的治理带来了全新的内容。

  摊开阿富汗的地图，我们会发现，阿富汗的著名城市几乎都是沿阿富汗的边境线而分布的。作为一个内陆国家，阿富汗被誉为亚洲的十字路口。阿富汗的城市与阿富汗所处的地缘位置超出了城市与国家战略的常规意义。古已有之的青金石之路与丝绸之路都需要穿越阿富汗所在的地域，这里的城市地理景观也随着文明和贸易的交往而变迁，居于其上的民族对于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进入和平重建后阿富汗的主要城市持续不断的发展，旧有的南亚大干道与新的公路、铁路、航空网络重叠，资源、人口不断地向着中心城市汇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治理出现了新的变化，既充满希望，也饱含挑战。

  青金石（Lapis lazuli，来源于拉丁语）是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之一，因其特有的蓝色而在西亚早期文明中倍受统治者和神职人员的钟爱，人类在自然界很少能捕捉到天蓝色的植物染料，只能转而从昂贵的矿物原料中获得，因此天青色的青金石得以沟通中西方文明。青金石贸易源自公元前3500甚至更早，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从帕米尔的西麓巴达赫尚向西至地中海，这就是“青金石之路”，从帕米尔东麓的于阗往东就是“玉石之路”，这些被看作是“丝绸之路”的雏形或者可以称之为“前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国》第一卷首次提到“丝绸之路”，他把这条在古代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上起过及其重要的作用的国际通道定义为“丝绸之路”。

  从目前大量的考古发现中能够正常的看到，在丝绸之路文明发生以前，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已经流转到了新月文明地带，因为阿富汗所产之青金石色泽纯正深邃，蕴含金光。人们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城邦遗址中发现了镶嵌有青金石的乌尔军旗、镶嵌有青金石石片的神像、青金石材质的滚印。经过考证，这些青金石产自阿富汗阿姆河上游流经的巴达克珊（Badakhshan）的溪谷之中①。在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曾提到这样的诗句：“恩利尔，万国王，他将自动放光芒。根据相关规定的义务，阿拉塔（Aratta）居民，将用金、银和青金石做交易”，“（让他们）从方石中（加工出）温润的天青石，（让）温润的天青石的光泽……”②这部史诗说的是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派使者到今之阿富汗境内的一个叫做阿拉塔（Aratta）的王国，要求对方为乌鲁克提供建筑和装饰材料，从而引起两个国王之间“智斗”的故事。在神祗的出现和崇拜过程中，青金石参与了宗教、王权的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青金石与西亚地区已经有了贸易交换的联系，阿富汗成为了青金石之路的起点之一，贸易之路通过青金石的传递让城邦纳入了贸易的体系。

  在青金石的开采、交换过程中，文明开始交流而紧密相连，公元前4000年青金石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得到使用，一种原因是城邦和城邦间的多层交换，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贸易和文化交往的结果。考古发现，阿富汗有一系列陶器从形式到装饰图画与印度哈拉巴文化十分相似。“可能与位于印度河谷的哈拉巴中心地，到阿富汗的巴达赫尚省取得青金石这件事有关”。①20世纪70年代，阿姆河岸考古发现的肖尔图加居民点遗址，在其下层发现了典型的哈拉巴陶器。可见，阿富汗与印度河谷的文明也有着联系，而青金石同样在其中参与了文明的交流。

  阿富汗青金石贸易进入中国要大大晚于进入西亚和印度的时间，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对蓝色的宝石有“方钠石”“瑟瑟”的叫法，于阗地区考古遗址显示唐代青金石随丝绸之路的兴盛出现。“瑟瑟是石国（即塔什干）的特有的宝石，是在石国东南的一座大矿中开采出来的，这座矿肯定就是现在塔什干东南巴达克山的天青石矿。自古以来，这里的天青石不仅供给东方，甚至还向迦勒底和亚述人输出……唐朝的瑟瑟可能是在于阗购买的，因为在宋代时，天青石就是从于阗的宝石市场上输入的……而且正如在中世纪波斯一样，在于阗的考古遗址中就发现蓝色宝石就是天青石”。②此处的巴达克山即为巴达赫尚。唐代的青金石来源同样指向了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青金石矿脉。但是青金石进入西域与中国，它的另一个重要的使用功能是作为壁画的颜料，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的高昌、敦煌壁画色彩夺目艳丽，壁画中的蓝色历经千年而不减退，全得益于这种天然的蓝色宝石。

  青金石在文明间流转，它被携带至西亚后，在亚述的作坊里来加工，表现形式是象征王权的印章，神像和祭祀有关的器具，它在东方转变为壁画上的蓝色，虽然东西方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使用的意义都与神祗崇拜和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阿富汗在“青金石之路”初起时已经参与了那个时代的贸易体系的确立，并在这个结构中承担了出产青金石和中转青金石的双重职责，阿富汗城邦被贸易赋予了为贸易提供中转服务的功能，位于帕米尔高原与西亚节点上的城邦在青金石之路上慢慢的开始连通西亚、南亚、东亚。

  景观是指某个地区或某种类型人文与自然的景色。①19世纪初，德国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将“景观”一词引入地理学中，将其解释为一个地区的总体特征，学界在此基础上探讨原始景观成为人文景观的变迁过程，地理景观成为一个专业用语正式用于学术研究。在李希霍芬的时代，A·洪堡重视对自然实体的观察，C·李特尔注重对研究对象的解释，李希霍芬把这两位地理学家的研究路径统一起来。②发展到现代，英国的英格兰乡村署（Countryside Agency）很好地抓住了景观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出景观由自然、人文社会、视觉美学等元素组成，景观的视觉特点和特征是自然和人的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③这个提法对于研究丝绸之路景观的变迁具有一定的指导与参考作用。

  因为贸易的需要，在贸易繁盛的时期，阿富汗的城市形成了邻边、邻界的特点。处在“亚洲水塔”上的阿富汗，水是城市地理景观的灵魂与核心，雪水孕育的关于水的文化与定居文明产生了生态适应，并到达了动态的平衡。阿富汗城市地理景观的变迁体现在城市功能的多元上，早期巴达赫尚山区出产青金石意味着单一的生产，而拥有水源和绿洲的城市能够为商队的人、畜提供水和食物，依托于绿洲文明的城邦功能从生产开始转向了服务，随后才演化出了集散、军事和文化的功能。随着城市定居文明的不断演进，阿富汗各民族、部族对于城市、区域和国家的认同也相应地互相影响和固化。阿富汗各个城市位于丝绸之路分支上的商品和货物的流转按地域来进行划分。因此，丝绸之路的贸易在这一层结构上反过来固化了阿富汗人对于城市和地域的认同，国家的认同则相对滞后。

  赫拉特地处阿富汗西部，与伊朗相邻，历史上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被称作通往印度的“大门”，祖勒菲卡尔隘口（the Zulfikar pass）是兵家必争之地，从现存史料来看，1750～1857年间，赫拉特战乱频仍，在波斯—伊朗，杜兰尼王朝的不同统治者间不断易主。加之英俄在中亚、西亚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情况更复杂。1857年伊朗被迫与英国签订《巴黎条约》，伊朗撤出赫拉特，以伊朗承认阿富汗独立告结。赫拉特冲突其实就是俄、英大博弈在中亚的一个缩影。赫拉特居民主要操波斯语，信仰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兼而有之。赫拉特的原著民为阿富汗的少数族裔艾麦克人，艾麦克人的部族分布于阿富汗的戈尔（Ghor）和巴德吉斯（Badghis）的草原上。赫拉特的南翼是普什图人的杜兰尼部族势力范围，赫拉特在历史上一直是普什图人政治的中心，其统治者也都是历朝历代的权贵。

  赫拉特的存在受益于发源兴都库什山中部的哈里河（Harirud River），该河作为阿富汗与伊朗的界河进入古里安（Ghurian）向北蜿蜒，最后消失在卡拉库姆沙漠（Karakum）。赫拉特的地理景观特点在于沿河流两岸有狭长的绿洲带，在河流侧翼有着中亚地区优质的草场。古代丝绸之路便沿着这些绿洲向北通往伊朗的梅维（Merv）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向南可到达伊朗的科尔曼，向东到达巴尔赫尚、中国，西去可到土耳其。绿洲因水源充沛，农业发达，出产小麦，大麦、水稻、玉米、棉花、干果以及各种水果。由于赫拉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绿洲农耕区，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区，常住居民多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塔吉克族，放牧的土库曼族，甚至过去还有印度教徒和犹太人。

  坎大哈位于阿富汗的南部，始建于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期。1221年曾遭蒙古人破坏，14世纪又遭帖木儿破坏。16～17世纪，对莫卧儿王朝而言，喀布尔和坎大哈是印度的两扇门，一扇（喀布尔）通向突厥之地，另一扇通往波斯。对于波斯萨法维王朝来说，坎大哈不仅是从西南方向进入喀布尔的大门，而且还控制着经宝兰隘口（Bolan）到印度的重要商路。由于这一地区的海拔落差为1000米，因此，气候也非常多样，既有温暖的冬季也有炎热的夏季。阿富汗南部的人口相对较少，因为除了在绿洲之外，都是沙漠，只有游牧民族季节性的使用这些荒凉之地进行放牧。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阿富汗南部地区的人口密度是7人/平方公里，而北方的人口密度是22人/平方公里，东部是36人/平方公里，西部是10人/平方公里。①

  坎大哈的地理景观特点与传统商业贸易有着非常大的联系，坎大哈市区土地平坦肥沃，可通过河水和坎儿井同时灌溉，农民精耕细作，物产丰富，蔬菜，甜瓜、水果、茜草、苜蓿、烟草产量都很高。但是离城不到一天的路程后，土地开始沙漠化，不再出产农作物。因为物产丰饶，坎大哈城内有著名的大巴扎，遵循依十字路口而建的原则修建。在丝绸之路繁荣的时期，它充当着阿富汗通往伊朗和印度的贸易枢纽，历朝历代坎大哈的统治者在伊朗和印度的政权间摇摆不定。由于坎大哈的商路经过宝兰隘口，通往信德地区，普什图人的杜兰尼部族在此聚集并延绵至赫拉特。坎大哈的边界与普什图人的另一大部族吉尔扎伊集团相连，是阿富汗四个主要城市中普什图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也是唯一普什图语是优势语言的城市。可以说除了坎大哈的农业耕作景观外，该地区的普什图部族文化最为浓郁。占普什图人口最多的吉尔扎伊部族分支是组织的主体力量，该地大部分地区掌控在的手中，罂粟种植取代了传统农业，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破坏，这里是阿富汗国家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阿富汗的巴尔赫市（Balkh）在阿拉伯语中是“城市之母”的意思，早年是希腊人在中亚建立的巴克特里亚政权的都城，以巴尔赫为中心的这一地区位于阿富汗北部的平原，沃野千里，横亘在兴都库什山与印度河（阿姆河）之间，海拔380米。这里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因为从兴都库什山发源的众多河流为这一平原地带的田野和草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在有的地方还可以种植水稻，棉花和甜瓜，在黄色土质的丘陵和小山，则以种植小麦、大麦为主，且产量很高。在平原周边的草原上放牧着大量的羊群，而且马匹的品种也非常优良，这一地区的马匹还出口古代印度。

  1006年，巴尔赫省被哈拉汗王朝（Qarakhanids）攻破。哈拉汗王朝在此之前统一了中亚草原上的诸多部落，其辖地相当于今之乌兹别克斯坦。巴尔赫的居民奋起反抗外来入侵，但是最终被攻破，巴尔赫久负盛名的巴扎被付之一炬。加兹尼的马茂德闻讯后迅速派出铁骑将入侵者赶走，然而随后他斥责进行抵抗的巴尔赫人：

  臣子与战争有多少关联呢？城池被毁，属于我的财产被焚烧，这些财产是能给我带来财政收入的啊。你们将为失去的损失而付出代价，但是我赦免你们，我但愿你们不要再次进行抵抗。如果有一位能够证明他足够强大的国王向你们征税并能保护你们，你们就纳税给他，同时你们也就等于得到了保护。①

  突厥—波斯的统治者是这样如此冷静地看待战争与领土扩张，因为领土与财政收入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城池或者居于领土上的百姓则与战争和征服无关。阿富汗建国后，国家认同一直是阿富汗作为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这条史料很好的诠释了中世纪阿富汗地区封建自治城邦对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带来的消极影响。阿富汗民族对于国家认同度不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城邦的高度自治，统治者频繁更替以及民族国家建立较晚。

  巴尔赫毁于兵燹之后，马扎里·沙里夫新建了都城取代巴尔赫成为阿富汗在宗教生活领域的圣地。然而，由于操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与土库曼人延绵数个世纪的迁徙，巴尔赫省作为连接中亚的枢纽地位被无形中加强了，农村多为沙俄及苏联早期移民而来的塔吉克人和蒙古人的后裔哈拉扎人。

  位于东部的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此外，在喀布尔河形成的灌溉平原上还形成了加德兹和加兹尼这样的重要城市。自古以来，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就很重要，因为从这一区域的隘口穿过兴都库什山可以深入南亚大陆。定都喀布尔的原因并非此地富庶，而是因为它的战略价值，喀布尔海拔1800米，伽兹尼海拔2200米，加德兹2300米，阿富汗的东部夏季凉爽，冬季严寒，东部这种立体式的生态多样性使得喀布尔不得不与低海拔的亚热带气候的城市存在广泛的联系与合作，这是阿富汗东部特有的文化。在1500米海拔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以种植小麦、大麦、葡萄和产坚果的树木为主。而处于河谷地带的贾拉拉巴得则种植水稻、柑橘等作物。冬季气候的多样性越发明显，贾拉拉巴德柑橘丰收的时候，喀布尔则风雪弥漫。

  在杜兰尼王朝建都喀布尔时，还在白沙瓦建造了一个行宫，实行“双都制”，一个冬都，一个夏都。白沙瓦为锡克人夺取后，贾拉拉巴德成为了冬都。阿富汗的东部人口密度是全国最高的地区，是南部的4倍，北部平原的2倍，而且拥有着阿富汗30%的人口。喀布尔与农业灌溉的河谷地带直接接壤，与农业区的联系程度要大于同坎大哈、赫拉特、巴尔赫的联系。喀布尔及其东部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多样，又是民族大通道，这一地区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很突出。喀布尔北部的平原和城镇是塔吉克人聚居的区域，南部和东部是普什图人吉尔扎伊部族的聚居区。哈拉扎人在喀布尔有许多聚居区，因为哈拉扎人的村庄就位于距喀布尔不远的西部山区。此外，喀布尔市还居住有许多努里斯坦人和操波斯语和普什图语的齐兹巴什人（Qizilbash）。

  巴米扬地区的峡谷、湖区景观和佛教遗迹是这一地区最为突出的“丝绸之路”景观，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史上的一个闪光点。巴米扬峡谷佛窟是公元1～13世纪阿富汗佛教文化和艺术的集大成者。大月氏建立的贵霜王国，文化中心就在今天的阿富汗，贵霜的贵族信奉佛教，佛教文化高度繁荣，虽然贵霜王国后期分裂，但是佛教造像艺术在贵霜王朝时期完成了希腊化，产生了犍陀罗风格的艺术，对后世佛教造像和石窟影响深远，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巴米扬峡谷中的千佛洞，位于兴都库什山脉中的一个小溪谷两端，规模长达1300米，有750个洞窟。巴米扬石窟最著名的是两尊巨大佛像，西大佛高达55米，东大佛高达38米，整体造型简朴，采用大直线为大佛巨大的身躯造型，佛像庄严宏伟。遗憾的是，巴米扬大佛于2001年3月12日毁于宗教狂热分子，今天人们只能去瞻仰巴米扬大佛遗址，靠想象还原大佛昔日的形象。公元9世纪后，丝绸之路沿途不安全因素增多，受蒙古人对邻近区域的劫掠与教传播诸多因素的影响，巴米扬地区的佛教衰落了。原本如蜂巢般的洞穴神龛，慢慢的变成为牧羊人与其羊群的遮风避雨之场所，原本的“妙香佛国”变得荒凉残破。中国晋代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都曾先后到过这里，并在其各自的著作《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中对巴米扬峡谷做了详细的记录。巴米扬地区由于兴都库什山充沛的水源，邦德米亚湖（Band-i-Amir）湛蓝的湖水掩映在一片黄色的荒漠地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强烈的蓝、黄、白三色带来强烈的视觉上的冲击，该湖区是阿富汗著名的旅游胜地。

  棉花作为阿富汗第三大农产品，被誉为“白色黄金”。昆都士位于喷赤河左岸支流昆都士河谷中，属于费尔干纳盆地边缘，早先并不是发达城市，但因为棉纺织业的兴起，而成为阿富汗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城市。昆都士处于阿富汗北部与塔吉克斯坦的边境上，同属于流经费尔干纳盆地的阿姆河流域，早在沙俄时期，沙俄为了走上工业化道路，开始在中亚地区推广种植棉花，到了苏联时期利用阿姆河灌溉大面积棉田，费尔干纳随即成为中亚的棉仓。

  阿富汗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苏联、英国等国的援助，一方面依托苏联的种植业发展昆都士地区的棉纺业，另一方面也发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原料加工工业。1936年，斯宾扎轧棉厂（Spinzar）成为昆都士唯一的轻工业工厂，建厂之初投入了800万阿富汗尼，1944年由国家银行控股。现在斯宾扎集团还是国有企业，隶属于阿富汗轻工业和食品部，斯宾扎集团现在经营多样，既有喀布尔市的斯宾扎酒店，也有昆都士的斯宾扎医院，还经营实业地产等，其下的轧棉厂遍布昆都士。阿富汗在“黄金发展期”建立了非常有经济影响力的轻纺工业，生产用于出口的棉织品。昆都士此前沼泽众多，地价便宜，吸引了投资者和移民，包括曾反叛的普什图人看到有利可图后，也纷纷移民到这一个地区。20世纪30年代，这个地区的棉纺织品产量只有400吨，仅用了10年的时间，产量就达到了1万吨。“轧棉厂的总生产能力超过20万吨籽棉，可以加工国内生产的全部棉花。轧棉公司也从事棉花打包，生产棉籽油、油饼和肥皂”。①生产棉纺织品的设备来自于苏联、英国和德国，产品主要销往乌兹别克斯坦。昆都士的形成，某一种意义上是“搭便车”走上了轻工业发展的道路，轧棉和纺织业是战前阿富汗最发达的工业部门，20世纪60年代古尔巴哈纺织厂是亚洲最现代化的纺织厂之一。

  城市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和见证，西方现代城市的模式与东方古老国家的传统城市从布局、地理景观到城市的管理运行、市民的生活方式都有显著的的区别，因此导致市民的社会层级、经济活动的区位模式也不一样。城市是构成阿富汗版图的一个个拼图单元，现代阿富汗的版图形成较晚，阿富汗重要城市的归属使得国家的版图不断处于变动中。这些重要城市和周边地区在历史上分别属于不同的帝国或封建自治权力很大的封建邦君，阿富汗人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地域认同有着一定的向心力，而向心力随着城市在丝绸之路贸易功能的多样化而不断地内化。但是城市向心力的强化在国家层面上却意味着离心力，这些城市与边境一侧邻国的关系又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影响着阿富汗中央政权的稳定。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