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莱芜区政协组织编纂的《莱芜印象》文史丛书由济南出版社出版。丛书共分为6册：《绿水青山》，主要描绘莱芜区山川风貌、景色之美;《齐风鲁韵》，主要叙述莱芜区民间传统文化、风俗人情;《文物非遗》，主要介绍莱芜区著名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记忆》，主要记述莱芜区革命历史和英烈人物;《石文墨韵》，主要展示莱芜区石刻遗存;《古文选粹》主要选取古代的名家名篇。

　　作为莱芜第一部系统介绍区域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丛书，《莱芜印象》以160万字、900余幅插图的宏大规模，呈现了追寻莱芜历史文脉的气度。其中多处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缺失。11月16日，新黄河记者来到莱芜，采访《莱芜印象》的背后故事。

　　今年9月8日，新版济南市名泉名录公布。包括莱芜、钢城两区在内，济南全市名泉总数达950处，其中新增305处名泉。这是继2005年济南市名泉名录公布首批645处名泉之后，济南泉水大家族的一次正式大扩容。至此，济南全市名泉总数达950处之多，堪称“千泉之城”。新增名泉名录中，莱芜区有名泉72处，全区有15个街镇，10个街镇有名泉，其中，位于莱芜区北部和东北部的茶业口镇、雪野镇、和庄镇最为集中，共有名泉48处。

　　《莱芜印象》丛书执行主编刘恒杰告诉新黄河记者，莱芜多泉，许多泉水经年不息，流入汶河以济漕运，有的水势盛大，蔚为奇观，成为著名景点，历代文人多有歌咏。“现存最早的《莱芜县志》是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知县陈甘雨所撰。该志《地理志形胜》中，载有郭娘泉、乌江泉、鹏山泉、吕公泉等9泉，皆标明方位，有的还标明该泉水的特点及传说。”如“乌江泉”：“在县北二十五里，昔伍子胥统兵过此，掘地为泉，味如江水，今有伍子胥祠在。”“五龙泉”：“在县西四十里，泉有五脉，萦纡如五龙然。”

　　清康熙时莱芜知县叶方恒(1669年任)在其《新修莱芜县志封域志山川》中，载泉15处。该志《建置志》中还单列“水泉”一节，载泉28处。所载诸泉除标明方位、特点和传说外，还标明了泉水流向、源长及汇入河流。清宣统时《莱芜县志地理志》中单设“泉源”一节，载泉49处。民国《续修莱芜县志舆地志》中，亦单设“泉源”一节，所载诸泉与宣统志同。该志中还绘制了《莱芜县水泉图》，标注了各水泉的具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明嘉靖和清康熙时的县志中，还提到了“泉夫”。刘恒杰认为，有关“泉夫”的史料对泉水研究意义重大。“泉夫”就是看护管理泉水的差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泉长”。泉夫的薪水由官府拨付。明嘉靖时县志《贡赋志徭役》中载：“泉夫 二百五十名，每名银二两。”当时，莱芜县人口不到5万，一个偏僻小县，竟然有这么多的泉长，应该不是一个小数目，所发泉夫的银两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从这里我们还显而易见，当时莱芜域内不止有该志所载的九泉。莱芜何时设立泉夫，我们查不到资料，但在陈甘雨莅莱时，泉夫制能确定已设立多年且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此外，清康熙时县志《贡赋志徭役》中载：“泉夫见役一百二十名，每名工食银十两八钱，桩、草银二钱四分，共银一千三百二十四两八钱。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奉文增添银一百九十二两，连闰共银一千五百一十六两八钱。”叶方恒离开莱芜后调任省府主管全省河道，编纂一部《山东全河备考》，其中写道：“莱芜县泉源四十六处，原设泉夫九十名，每岁食银一千六百五十两四钱八分。”泉夫数量随着泉源数量发生明显的变化，“莱芜古泉三十五眼，额设泉夫一百二十名，后缘枯淤，仅存二十五泉而夫亦随减存九十名。近陆续搜复古泉十处，又增新开泉十一处，通共泉源四十六，而夫少疏浚竭蹙，所宜按泉添夫者也。”

　　一套丛书要全方面展现一地之风貌、记忆和魅力，自然需要下大功夫，作为丛书主编，莱芜区政协主席冯美玲告诉新黄河记者，该丛书编纂工作自2019年5月启动，历时两年。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政协聘请了莱芜知名专家、学者担任编辑，并邀请曾在莱芜工作、有影响的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统筹推进丛书的编纂工作。

　　原莱芜市史志办主任尹承乾就是专家评审委员会主任，他告诉新黄河记者，6位各有所长的撰稿人保证了这套书的质量，尤其是收入这套丛书中的很多资料，填补了此前地方史志所缺，因此弥足珍贵。

　　作为6位撰稿人之一和丛书的执行主编，刘恒杰对此深有感触，“抓住一条线索，就必须克服困难去了解详情”。比如，《莱芜丛书》撰稿人之一的吕建中，早在2001年就曾看到《中国文物报》发表的一条消息，说河南内黄发现了一块明代黄吉士墓志，该墓志由焦竑撰，“亦诗教”书，看到报道吕建中就觉得，报纸上写的这个“亦诗教”很可能是“亓诗教”，因为明代万历年间的进士中，没有一个姓“亦”的，而亓诗教在莱芜是很重要的历史人物。刘恒杰听说这一条消息后，就立即向区政协主席冯美玲进行了汇报。冯美玲随即安排刘恒杰与吕建中等一起前往河南内黄查看原碑，“那真是一次堪称历险的奇遇，我们历经周折，终于找到石碑所在之处。我们掀开盖在石碑上的破纸盒，细读碑文，发现碑上刻的果然是亓诗教。这是首次发现的亓诗教楷书真迹，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019年6月，刘恒杰与莱芜金石专家吕建中等又在河南襄城县，找到了另一位“莱芜老乡”谭性教的石碑“邑侯谭公去思碑”。

　　有关“邑侯谭公去思碑”的故事也足够曲折。刘恒杰介绍，2018年10月，河南省襄城县县城南门外北汝河因大陈闸维修泄水，水位下降，再次露出水面的汝水虹桥，成为当地的一道独特景观。汝水虹桥，又名红石桥，修建于元末明初，曾经是历史上襄城著名古八景之首。这座36孔的石桥，是当时襄城以南通往县城的唯一桥梁，也是水陆码头要冲。后来，由于河床地势逐渐增高，加之下游新建大陈闸，以至水运中断。日积月累，流沙逐渐淤积，致使桥面几乎与河底相平，及至掩埋于水下。虹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矗立在虹桥南头的“邑侯谭公去思碑”，也渐渐被泥土遮掩。近年来，襄城县倾力打造汝河湿地公园，由于虹桥桥头也作为了湿地公园的一部分，政府便对这块石碑采取了保护的方法。挖去石碑周围尘封的泥土，在周遭砌起石墙，使石碑重新恢复了往日的风采。

　　石碑上刻的谭公，就是谭性教，是济南市莱芜区高庄街道谭家楼村人，明代著名官员。谭性教，字生伯，号笠石，生于明万历六年(1578年)，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进士及第后，谭性教先是担任河南陈留知县。谭性教知河南陈留县时，陈留濒罹河患，民贫赋重，谭性教到任以后，“清静勤慎，好咨访贤士大夫，兴革地方利弊”，很快使境内大治，民以安居。陈留知县任期未满，因父卒归里。守丧期满以后，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再赴河南任襄城县令。任职襄城三年，因卓有成就，襄城人为其立去思碑。所谓去思碑，又叫德政碑，是地方百姓为离职官员刻立的纪念碑。去思，意即离去后仍被思念。由于襄城任上政绩卓著，“襄人争立生祠以祀”(清康熙《新修莱芜县志人物志谭性教》)。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谭性教调往京城任职。离开襄城时，百姓感念他的惠政，由张宁撰写碑文，制作了“邑侯谭公去思碑”，竖立在汝河南岸红石桥南端的官道通衢处。此碑至今已历经400余年风雨，仍巍然屹立，昭示着谭性教为民造福的精神永垂不朽。

　　石碑的寻访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莱芜区大王庄镇陡崖村的“郭公碑”等等，都是填补史料空白的珍贵内容。而收入在从书《红色记忆》一册中的“华东野战军前方医院”，虽然只有短短的两页，但这一红色地标的发现，也有着一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传奇故事。

　　那是2018年夏天，刘恒杰与撰稿人员冒着酷暑在野外调查文史资料，到了牛泉镇圣井村，又干又渴，就想问村民要点水喝。没想到通过村人提供的线索，找到了华东野战军前方医院的旧址。

　　刘恒杰说，莱芜战役打响后，华东野战军前方医院设在圣井村。圣井村仅389户人家，住有伤员2000多人。该村妇女干部吕新爱有5个孩子，她舍家撇业，把全部家业托给一个只有11岁的孩子照管，和毕庆菊及部分妇女干部一起，安排伤员，帮助医务人员照顾伤员。该村在群众房屋少、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腾出房子400余间，接收运来的全部伤员。许多群众为了让出好房子安置伤员，主动搬到大门底下、羊圈里住。

　　该村村民毕恩湛不顾家人反对，把自家的5间正房腾出来当作华东野战军前方医院手术治疗室，家人全部搬到东屋和南屋去住。医生在他家正屋安了一张大木板床当手术台，运下火线的伤员先送到他家，伤势较轻的伤员由医生进行简单包扎后送到其他人家里疗养，伤势较重需要手术的伤员就地进行手术。因为医院设在圣井村，圣井村全体村民都投入到救助伤员的工作中。年轻力壮的报名做民夫、挑夫，负责抬担架、送伤员，妇女一边照料暂住在自己家的伤员，一边自动组织起来，轮流到医院做饭、喂饭、洗衣、清洗伤口、洗绷带、缝补衣服，像亲人一样照料伤员。

　　有关《莱芜印象》，背后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作为区政协主席的冯美玲不仅亲自担任主编审阅文稿，还多次带领撰稿人员不辞辛苦跋山涉水进行调研，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等等。在刘恒杰看来，参与编写这套丛书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莱芜地处齐鲁腹地，有丰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汶阳遗址、夹谷会盟遗址、齐长城锦阳关等都有迹可循，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文脉，可以让我们继续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