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指出：“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丝绸之路起始于中国，跨越沙漠，扬帆万里，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也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之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中华文明在此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汇聚交融，形成了集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的敦煌文化，具有珍贵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价值，历史底蕴雄浑厚重，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艺术形象美轮美奂，是宗教文化与民族艺术的集中呈现，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民族友好、多元文化交融发展的历史印记。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西邻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敦煌成为进出汉王朝和西域的重要关口，向东可通往首都长安、洛阳，继续东延，可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向西经过西域，可到中亚诸国、南亚印度、西亚波斯，乃至地中海的古埃及和古希腊。作为西部门户，为开发边疆，汉王朝从内地向敦煌和河西走廊移民，内地居民带来了中原的农耕和水利灌溉技术，改变了原来的游牧经济，传入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汉文化。汉唐时期，位于古丝绸之路上“咽喉之地”的敦煌，在往来丝路的驼铃声中，不仅实现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游牧文化融合，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产生了融通中外特色的灿烂文化。自东汉开始，东来中国传播佛教的高僧，景教、摩尼教、祅教的传教者，以及从中国出发、西行求法的佛教高僧，他们大都要经过敦煌进出。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持续千年的交流，孕育出敦煌文化的硕果。

  莫高窟是洞窟建筑、彩塑和壁画组合成的综合艺术，三者交相辉映。洞窟因功能不同而有不同的建筑形制，有修行者坐禅修行的禅窟、供修行者入窟绕塔观像礼佛的塔庙窟、供修行者礼佛听法的场所殿堂窟。彩塑是接受膜拜的佛像及其弟子。布满壁面的壁画，题材内容丰富，有尊像画、释迦牟尼故事画（包括本生故事、佛传故事、因缘故事）、中国传说神仙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等，形象地表现了佛教的思想理义和丰富细致的内容。莫高窟是我国现存顶级规模的佛教石窟遗址，也是“世界现存顶级规模、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多元文明的荟萃交融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均得到充分体现。敦煌壁画呈现了当时各时代丰富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比如，农业的农耕、播种、收割，牧业的狩猎、捕鸟，手工业的打铁、酿酒，商业的肉铺、酒肆、旅店，军事的战争场景，乐舞艺术，婚姻嫁娶，民俗风情等，堪称墙壁上的博物馆、百科全书式的壁画。又如，第323窟北壁的壁画描绘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敦煌西魏第249窟窟顶壁画中的波斯风格的狩猎图；第285窟壁画上，源于印度与中国、佛教与道教的不同形象共处一室、姿态各异、分外和谐，体现了和合共生的场景；第404窟壁画中的翼马联珠纹起源于波斯萨珊王朝，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成为隋代壁画中的常见纹饰。壁画中的狮子和大象等形象是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名叫青金石的蓝色矿物颜料，产于阿富汗，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莫高窟壁画中，体现商品能够最终靠古丝绸之路顺畅往来。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记录了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互鉴，敦煌文化在交流中多彩、于互鉴中丰富的历程。

  藏经洞出土文献达五万多件，目前可知有明确纪年者上起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下至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以多种文字的写本为主，还有少量印本，融汇了本土多民族文化，又吸收了来自世界各地文化的养分，蕴藏着世界千年文明景观。文献中，一是宗教典籍。很多是失传的佛教典籍，如禅宗第六代传人慧能所讲的《六祖坛经》。还有数百件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典籍，如著名的哲学著作《老子道德经》等。还有外来的宗教文献，如用汉文书写的来自波斯的景教文献《三威蒙度赞》、摩尼教的《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等。二是儒家经典。如《周易》《论语》（述而篇）等。三是历史地理文献。如敦煌地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了敦煌县河流、水渠、道路、学校、祠庙、名胜古迹等，是研究唐代敦煌地理的重要资料。四是科技文献。如天文有唐代的《全天星图》，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分十二段，把赤道带附近的星星画下来，共记载1348颗星；医学有唐代针灸治疗的专著《灸法图》；印刷有唐代公元868年雕版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五是文学典籍。如唐代抄写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南朝前文学作品总集《文选》；还有许多通俗文学写本，如变文、讲经文。五代写本《大目犍连变文》讲的是佛陀弟子目犍连通过虔诚修行救出在地狱受苦的母亲的故事。藏经洞通俗文学写本的发现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资料。六是官私文书。即各种官方和私家文书，如《张君义勋告》，是唐代官府授予张君义等263名立功战士勋官的任命书等等。七是非汉文文献。如中亚粟特文《善恶因果经》、西域回鹘文写的佛经祈祷文、吐蕃国吐蕃文《吐蕃赞普世系谱》、印度梵文悉昙字《般若心经》，还有西域于阗文、突厥文，古希伯来文等。八是绢画和刺绣，如绢画引路菩萨、刺绣凉州瑞像等。这些文献充分展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和百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宗教之外的其他文献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包含了中古时期社会文化的每个方面，而且大部分是失传的写本，具备极其重大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价值，“堪称中华文明及与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背景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

  敦煌文化反映了自汉代以来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中华文明为根基，不断吸纳着来自古代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和中亚地区诸多民族的文化元素所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文化，造就了多元丰富的“世界的敦煌”，体现了中华文明开放性。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文明越包容，就越能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在广泛学习外来文化时并没有被“胡化”“西化”，而是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使自己的文化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三国之后的六朝到唐代，正是中国绘画艺术从发展走向辉煌的重要阶段，也是名家辈出的时代。十六国和北朝前期，即公元6世纪之前，壁画有西域和本土两种人物画风格。现存最早的北凉和北魏前期石窟既有犍陀罗艺术风格，又具有东方中原的艺术特征。此时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画和交脚弥勒像常见于犍陀罗艺术、龟兹早期石窟人物造型朴拙，裸身少衣，表现人物立体感的凹凸画法和以土红色为主的暖色调风格，明显受到了以克孜尔石窟为主体的龟兹石窟的影响。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描绘人物通常沿人体轮廓线用重色晕染，中央部位则较淡，体现出立体感。这一技法与印度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窟中的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说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到了北魏晩期及至西魏，敦煌莫髙窟岀现了面貌清瘦、褒衣博带、眉目开朗、秀骨清像的人物形象，出现了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中国本土的传统神仙题材，在壁画中还出现了印度教神祇形象和受希腊、西亚、中亚、印度混合影响的日天、月天形象。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以劲健的线描，略施淡彩，勾勒出一个气宇轩昂、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北朝后期，人物画风格进一步本土化，出现了另一种新的中原风格，如莫高窟第285窟北壁绘画的菩萨，人物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身穿宽袍大袖衣服，举止潇洒飘逸，用本土平面涂色的晕染法，展现立体感，是著名的东晋顾恺之、南朝刘宋陆探微的“顾得其神”“陆得其骨”绘画风格的表现。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及各国王子，人物神态生动，线描流畅而遒劲，色彩相对简淡，正是吴道子一派的人物画风格。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众多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飞天轻盈的体态，流畅而飘举的衣饰飘带，也体现着“吴带当风”的气韵。

  敦煌文化体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共生共存。比如，佛的形象千姿百态。有的脸部棱角分明，高鼻清瘦，身着厚厚的偏袒右肩袈裟，这是来自希腊的犍陀罗风格；有的圆脸微胖，薄薄的袈裟紧贴身体，这是来自印度的马图拉风格。西域的菩萨与中原的菩萨，佛教的飞天和道教的飞仙，中国古老传说中的神怪与印度的诸天，在这里共聚一窟。摩尼宝珠、力士、飞天与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朱雀、乌获、雷公等，在壁画里济济一堂。佛境与仙境、宗教与世俗、中华审美精神与多元艺术风格交织在一起。敦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壁壁尽是曼妙舞姿。并且，图像与相关敦煌文献互为印证，为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发展提供了生动翔实的资料。其所表现的音乐内容，展示了一个从早期对印度、西域风格的模仿，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嘉峪关封关，莫高窟长期无人管理，敦煌文化寥落。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时值国运衰微，敦煌文献、文物被列强掳掠，流散于英国、法国、俄国、印度、日本等十余个国家的三十多个博物馆、图书馆。同时，藏经洞中的大量文献和艺术品精华也震惊了世界，客观上开启了海外学者对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的研究，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问。20世纪30年代，英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相继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而中国敦煌石窟的保护、敦煌艺术的研究全赖民间有识之士的勉力维持。罗振玉、向达等学者进行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是中国学者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专论。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格外的重视、全力支持敦煌文化的保护传承工作，敦煌文化迎来了春天。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等学者为代表的一代代莫高窟人，历经了“看守式保护”“抢救性保护”到“科学性保护”，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孜孜不怠、奋楫笃行，建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高地，绘就千年敦煌新画卷。

  1979年敦煌石窟开始对外开放。为了妥善解决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矛盾，实现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20世纪80年代末，时任敦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的樊锦诗提出“数字敦煌”构想，将先进科学技术与文物保护理念对接。研究院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设计》，并推动《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专项法规于2003年颁布。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创新深入文物防、保、研、管、用等五大需求领域全过程全链条。2020年，中国文物领域的首座“多场耦合实验室”正式投运，可以模拟自然环境对壁画、土遗址的影响，从而进行预防性保护。2022年12月8日，敦煌研究院与腾讯公司联合打造的“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上线，这是全球首个基于区块链的数字文化遗产开放共享平台。6500余份来自敦煌莫高窟等石窟遗址及敦煌藏经洞文献的高清数字资源档案，向全球用户开放，访问用户已遍布全球78个国家。研究院初步探索出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回归的国际合作模式，为法国、俄罗斯、印度、日本、美国等国家所藏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回归提供参考。

  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化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也要积极推动敦煌文化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利用地区旅游、文化和创意产业（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资产）的优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敦煌IP授权中心拥有50余件注册商标、100多项版权以及飞天、美神、药神、九色鹿（敦煌瑞兽）等18个敦煌国漫形象，建成了敦煌莫高窟（数字）艺术馆和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设计基地，运营敦煌国潮时尚秀场，推出敦煌IP授权全生态链系统，为文化遗产赋能提供示范作用。敦煌文博会把敦煌打造成中西文化融合发展的平台，助力“一带一路”建设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

  敦煌文化属于中国，但敦煌学是属于世界的。莫高窟和藏经洞，是一座博大精深、兼收并蓄、绚丽多彩、独具特色，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世界文化艺术宝库，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和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彰显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具备极其重大意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以及由此派生的敦煌学如何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使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新的前沿课题。敦煌学是互鉴学、交流学，应架起中国与世界文明互鉴的桥梁。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美国、印度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都在从事敦煌学研究，敦煌学是国际汉学中的显学，要加强学术交流、合作对话、互学互鉴，一同推动敦煌学研究发展。数字化是当今国际发展合作的趋势，敦煌文化从始至终保持开放共享姿态，从“数字敦煌”资源库向全球开放数字资源，到“敦煌诗巾”等通过数字化创意吸引大众参与，再到“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经洞”作为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推进敦煌数字资源的全球共享。借助多姿多彩、文明互鉴的敦煌艺术、与丰富详尽的文献和数据，展示我国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努力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让敦煌文化变成全球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中国、把握未来中国的一个途径，也引导支持各国学者讲好敦煌故事、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故事。

  敦煌文化的形成及保护传承体现的是古往今来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的故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传承发展敦煌文化要继续秉持开放包容理念，进一步拓展文明交流互鉴的广度和深度，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

  ②樊锦诗：《保护传承敦煌文化 增强中华文化自信》，《求是》，2020年第4期。

  ③樊锦诗：《敦煌莫高窟及其现代文化角色》，《光明日报》，2023年9月28日。

  ④丁晓宏等：《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 助力文物资源全民共享》，《中国文物报》，2023年11月21日。

  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水平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新华社，2023年11月24日。